新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
2015-12-11 08:18:53   来源:东方时政观察   评论:0 点击:

近期,最热的一个经济词汇应该是“供给侧改革”了。习近平、李克强半个月内数次提到“供给侧改革”。分别是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在APEC会议上。

  当中国领导人反复提及某事时,一般总是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
  每当中国领导人提出什么理论,总有一帮中国“学者”跟在后面唱赞歌。这次的“供给侧改革”也是如此,部分财经学者给予热捧。不过,在百姓层面,在网络上,并没有掀起热潮,因为“供给侧改革”这个词汇太不口语化了。60年来,中国人习惯了“白猫黑猫”这种语言。

  而且,在许多中国人记忆中,“保障供给”是中共1940年代的词汇,也是1960、1970年代计划经济色彩的词汇。

  实际上,供给学派是个流行于世界的理论。中国经济学界虽未曾大规模流行供给学派,但中国改革,却是从“供给侧”开始进行的。1970年代末的农村联产承包、1980年代的企业承包,都属于供给侧改革,虽然此供给非彼供给,与供给学派没什么直接关系。

  大约从1995年以后,中国的改革走向了需求侧。这是因为凯恩斯理论在中国的流行。凯恩斯理论是为中央集权量身定做的,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是迟早的事。

  凯恩斯学说属于需求学派,这一学派认为应该时刻刺激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发展。与之对应的供给学派认为:供给创造需求。遗憾的是,后面这个说法很难让一般人听懂。

  中国经济的集权性质,最后必然导致走向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以凯恩斯学说来行走江湖的代表,是林毅夫。林毅夫能迅速蹿红,是因为他找准了中国领导人的喜好。林毅夫的法宝是3项:以“后发优势”为旗帜,以政府投资为手段,以唱赞歌谋取利益为目的。

 
  需求学派最终必然走向“以政府投资来拉动GDP”,也就是,为GDP而GDP。我们来看其理论链条:消费产生需求,需求拉动生产——人们不愿意消费,生产势必陷入停滞——生产一旦停滞,就业就出现问题——为了拉动生产,就要刺激需求——百姓无钱消费,就由政府来替百姓花钱。
所以,我们就看到,林毅夫在各种场合大讲“政府投资,拉动经济”。这一理论深受官员们的欢迎。政府代替百姓花钱,其实就是把钱交给官员去花。官员的钱来自国库,所以就要拼命提高税收,国富民穷。政府税收再高,也满足不了官员花钱的欲望。怎么办?那就滥发货币嘛。

 
  林毅夫天天鼓吹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20年,所谓高速增长,指的是年增长率7%以上。
  凯恩斯主义“为消费而消费”的思想,在中国必然成为林毅夫等人的“为增长而增长”,可以说是极其荒诞。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才出现了许多无效生产、劣质生产;为了保增长,又拼命不让企业倒闭,最终,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低水平过剩。百姓不愿套腰包了,即便想掏,腰包里也没钱了。而为了保增长,政府增发了无数货币,除了导致通货膨胀,并未改善产业结构。

  这么高的增长率如何维持呢?仅仅依靠凯恩斯学说的政府投资拉动,也就是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吗?眼看死路一条。于是在2013年左右,林毅夫开始大肆宣扬“超越凯恩斯主义”。一个“超越”,不仅把凯恩斯树立为正确形象,还彰显了自己更高的追求。

  其实,对凯恩斯主义,我们需要的是抛弃,而不是什么超越。

  2015年,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已经不可能。货币的滥发之路也实在是无法进行了。新一届政府不再需要林毅夫。

  许多朋友问我为何一再批判林毅夫,难道林毅夫有那么大能量,真的是他导致中国改革误入歧途?我说:林毅夫只是在皇上瞌睡时递枕头的太监而已,他决定不了任何方向,但他能够被用来迷惑大众。他就是经济学界的郭沫若。批判他,实际是批判他背后的势力。

  我们终将回到正确的道路。习近平、李克强所提的“供给侧改革”,值得肯定。

  目前大家所解释的“供给侧改革”,仅仅是“淘汰落后产能”。这太浅薄了,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真的有决心,就应该具体学习供给学派,提出新的思路:1,降低税收。供给学派有个著名的拉弗曲线说:税率上升到一定阶段,税额反而减少。这个对于以税收为核心的中国各级政府都是有吸引力的。2,不鼓励挥霍,提倡适度消费。3,不能滥发货币,要鼓励储蓄。

  中国真的能接受供给侧理论?真的能抛弃祸国殃民的“投资拉动策略”?且待观察。

  中国的新供给学派

   2012年11月,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详细内容参加滕泰《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与此同时,以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领衔的“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七人发表《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提出“八双”为核心的政策主张。

  在普遍的眼光看来,双方均代表了现今中国的精英阶层。

  除贾康外,“新供给学派研究小组”还包括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姚余栋、前深圳创投总裁李万寿等五六十年代的中高层管理者。

  而滕泰牵头组建的少壮派“70后经济人改革论坛”,吸收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张茉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陈道富等人,其第一次会议上讨论的内容即为新供给主义。

  2013年1月6日,70后经济改革论坛在一家名为“等身堂”的私人会所召开,据滕泰表述,选择这家会所与其秉持的经济政策息息相关,新供给主义希望营造一个更加公平、自由的氛围。会议邀请了贾康及国开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等“新供给研究小组”成员,并由“双轨制”改革提出者、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主持。随后,2013年3月2日,“新供给研究小组”在长安俱乐部召开第二次会议,邀请了滕泰等人,会上提议组建了华夏新供给研究院。至此,价值观相似的两股供给学派开始汇入一流。

  与里根和撒切尔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化不同,新供给学派强调结合中国制度的现实;与凯恩斯主义关注投资、消费等更加关注需求侧管理不同,新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方面,其出发点可以笼统概括为“新供给可以自动创造新需求”。就像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该手机问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滕泰提出的新供给主义与新供给研究小组的理论构架略有差异,前者以里根经济和邓小平改革开放为源的理论及实践创新,后者则更加注重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梳理及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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